小拓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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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饰[1](2/5)

里邋遢，有气无力，俨然一群钩虫病患者，每个人身边都跟着一个女孩，给他买烟和咖啡，作为回报，得到他的大发脾气，他对全世界的责难，尤其是他对她的嘲笑，嘲笑她穿的衣服，她父母的娱乐房和两台电视——其实说不定就和他自己的一样，还嘲笑她的朋友，她读的书还有她思考的方式。

为什么她们要忍受这些？可能她们反而觉得这样有益健康，提神醒脑；又或许这些男人是她们的镜子，照出她们蕴藏内心却害怕承认的痛苦和伤口。

我们的情况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同；我能肯定其中的绝望并无二致。

我最终进了学术界，是因为我不想去当秘书，或者，换句话说，因为我不想永远都只能去菲林地下室买我的好衣服；而你，因为你不想应征参军，而那时靠上大学来躲征兵也还行得通。

我们都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城市，那里的扶轮社[13]成员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以为他们杯水车薪的助学金正在协助我们投身一项深奥难懂却又令人向往的事业，似乎能为社团争一点光。

可是我们两个谁也不想做专职学者，而且那些真正的学者——其中有几个留着平头，拎着干练的公文包，看上去像是皮鞋公司的基层主管——让我们惶恐不已。

我们不去“做作业”，反而会到最便宜的本地德国餐厅消磨时间，喝生啤酒，嘲笑我们浮夸的课堂讨论和同学的知识分子习气。

不然就到图书馆的藏书架之间闲荡，搜寻那些不可能有人听说过的艰深书目，好在下次文本讨论的时候不经意地一提，用那种每一个未来的系主任都很快会掌握的恭敬口吻，然后看着惊愕的涟漪在同室众人的眼中荡漾开去。

有时，我们会溜进音乐系的大楼，拉来一架闲置的钢琴，唱些哀愁的维多利亚时代流行小调，或是出自吉尔伯特与沙利文[14]的轻快和声，还有一首爱德华·李尔[15]的忧伤歌谣，今年初我们还被迫从里面摘录弗洛伊德[16]的精神分析符号。

我把它和一条我自己缝的咖啡色灯芯绒裙子联系在一起，那条裙子的下摆有好几个地方是用订书机订的，因为我没有多少心思做针线活。

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边， 早熟的南瓜滚圆饱满 在那一片树林中间 住着一位雅尔-邦格-布…… 两把老椅子，还有蜡烛半支 一只罐子，很旧很旧，没把手， 这些就是他的所有 在那一片树林中间…… 残缺不全的蜡烛和打破的水罐在讨论课上引来不少含沙射影的笑声，但是对我们而言，它们有着不可抗拒的感染力。

科罗曼德尔的现状，它的肮脏和无望，用来评价我们两个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环绕我们周围的世界，还是我们面前铺展的未来，都不包含任何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可能成为的形象。

我们困在当下，仿佛置身一列停滞不前、除了彼此之外再无旁人的地铁，在这样的孤寂之中，我们忧郁阴沉，紧紧抓着对方的影子。

不管怎么说，我拖着行李箱，穿过冰冷的暮色往旅馆去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是塞勒姆唯一一家还开门营业的旅馆，至少列车长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的视野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火车站狭小阴暗，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像波士顿的地铁站，而且也有那种味道，稀淡的消毒药水徒劳地洒在风干的小便上，那尿渍如此古老，简直让人肃然起敬。

它让我想起的不是清教徒，不是女巫，甚至都不是吃得太饱的船厂职员，而是营养不良，得了肺病的工人[17]，是下一代的人了。

那家旅馆，同样散发着破烂衰败、辉煌不再的气息。

里面正在重新粉刷，油漆匠的粗布衣服和折叠扶梯几乎堵住了走廊。

旅馆也只是因为装修才开着；要不然他早就把门一关去佛罗里达了。

那个前台，看上去也是行李员、大堂经理，说不定就是老板的人说，“夏天才有人到这里来，”他说，“来看七个尖角的阁楼[18]之类的。

”他恨我居然出现在这里，尤其恨我不肯给他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我告诉他我是来看墓碑的，可是他不相信。

他拉着我的行李箱和打字机，走向那间四面透风的储藏室，他正要把我安顿在那里，一边不停地回头朝我背后张望，好像应该有个男人跟着我似的。

他很清楚，偷欢才是二月份来塞勒姆唯一可能的原因。

他是对的，当然是。

床铺又窄又硬，仿佛太平间的停尸桌，而且我很快发现，虽然凛冽的海风不断从关着的窗缝里钻进来，但旅馆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加以弥补；每一轮吹向中央供暖系统的气流都能换来暖气片里一阵叮叮咣咣的闷响。

我睡得断断续续，醒来的时候我就想你，预演我们的将来，我知道它不会长久。

当然，我们会上床，虽然这个话题我们还没讨论过。

那时候，你记得的，上床这件事一定要先讨论过才行，而迄今为止，我们除了在户外几次遮遮掩掩的抚摸之外再无进展，还有一次，满月之夜，在一条荒无人烟的砖街，你把手按上我的喉咙，宣称自己是“波士顿杀人王”[19]；就我的文学偏好来说，这个玩笑已然等同于一场诱惑。

不过虽然性爱是一种必不可少、甚至令人憧憬的仪式，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的分手，我把它想象得哀伤、温柔，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

我在每一个我能想到的地点排演：走廊，渡船码头，火车站，飞机场和地铁站，公园长椅。

我们不会多话，我们会看着彼此，我们会明白（虽然究竟我们会明白的是什么，我并无把握）；然后你会转过街角，永远消失。

我将身着一袭风衣，尚未购置，不过去年秋天，我已经在菲林地下室看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款式。

那个公园长椅的画面——我把季节设在春天，好与情绪形成对比——把我自己都感动得哭了，不过因为害怕被人听见，即使是在一间空空荡荡的旅馆里面，我也只在暖气片轰鸣的时候抽泣。

徒然对于年轻人而言是那么地有吸引力，而我尚未穷尽它的万千可能。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厌倦了忧思焦虑和哭哭啼啼。

我决定去寻找几片主要的废弃墓地，在那里也许能找到一篇古朴的十七世纪墓志铭，适合用在我的霍桑论文里。

大厅里，工人们正在敲敲打打，涂抹粉刷；我穿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在身后瞪着眼睛盯着我看，好像池塘里的一群青蛙。

那个前台职员老大不情愿地给我一本商会印的旅游手册，里面有一张地图和一份简短的景点列表。

外面的街上四下无人，车舆寥寥。

房子表面粘着煤烟，油漆在带着盐分的空气中剥落，似乎并没有人住，但透过几扇正面的窗户，在渐渐灰白的蕾丝窗帘后面，我能看到脸庞模糊的轮廓。

天色灰暗，云迹一层一层，仿佛床垫的衬里，还有狂风呼啸而过。

我穿着那双湿滑的靴子，在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大风像鼓起船帆一样推着我的黑色大衣快速前进，直到我转过一个拐角，身后才不再有风吹来。

不久我就放弃了去墓地的打算。

于是我转进一家小餐厅；我还没有吃早饭——旅馆的早餐服务实在糟糕——我想吃点东西，想想接下来做些什么。

我点了一份鸡蛋三明治和一杯牛奶，翻着旅游手册。

房间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餐厅的女服务员和老板，他们退到远处，叉着双手站着，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吃，仿佛指望着我一跃而起，用黄油刀施展什么通灵巫术。

七个尖角的阁楼冬天并不开放。

反正它和霍桑也没有关系；它只是一间没有被拆除的老房子，一间人们现在付钱进去参观的房子，因为它被冠上了那部小说的名字。

楼梯扶手上也没有作者真正的汗渍。

我想，这就是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怀疑的瞬间。

按照那本商会手册的说法，剩下唯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和其他景点不同，那里二月份照常开放，似乎还以家谱学方面的馆藏蜚声全球。

我最不想去的就是图书馆，可是回到满是噪音和化学品气味的旅馆实在没有意思，再说我也不能在餐厅待上一整天。

图书馆空空荡荡，只有一个戴着毡帽的中年男人，执拗地端详着一排排家谱学著作，明显是在消磨时间。

一个梳着发髻、脸色阴沉的女职员，正坐在一张笨重的桌子后面做着填字游戏。

那间图书馆也勉强兼做博物馆。

陈列着几尊船艏雕像，眼神呆滞的少女，实木雕成的男人，装饰华丽的鱼和狮子，镀上的金属已经磨损大半；还有一组放在玻璃罩子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发饰；那些胸针和戒指，每一件前面都有一块水晶面板，保护一个用头发编成的造型；鲜花，姓名首字母，花环或是垂柳。

更加精致的那些还用了不同颜色的发丝。

虽然那些青丝原先一定光泽饱满，现在却已经衰老，质地就像是会在椅垫底下找到的那种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多恩那句“缠绕着骸骨的明亮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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