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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饰[1](1/5)

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某种解决方案，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这才是我想要的词，杀菌方法的那个方法。

就叫它某种方法吧，一种思考它的方式，不会流血，因而也不会疼痛；在一片平静之中回忆挚爱深情。

我试着唤起那时我自己的模样，还有你的模样，但这就像是在招引死者的鬼魂。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凭空编造我们两个的样子，而如果我并非臆度，那就真的像是在招魂了，一个危险的游戏。

我为什么要去打扰那些沉睡的人，梦游的人，他们正机械地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街巷间逡巡，一年一年，缓缓消散，他们的声音渐渐微弱，轻得仿佛拇指划过一扇湿漉漉的窗户：细若虫鸣，透明如玻璃，没有言语。

对于死者，永远都说不清究竟是他们自己想要重生，还是活着的人希望他们回来。

惯常的解释是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就这件事情而言，倒更像是我有话要告诉他们。

小心，我想写下这句预言，前路艰险，像神殿壁上的上帝之手一般[2]，清晰明确，避无可避地写在初落的新雪中，就在他们踏足的大地前面——我觉得那是十二月——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在波士顿，一座尊严逐渐腐烂的城市，她穿着她那双一步三摇的高跟鞋，因为彻头彻尾的虚荣心把双脚弄湿。

那时候的靴子非常难看，说不出形状的笨重橡胶，就像犀牛的蹄子，他们叫它飞行皮靴，要么就是顶上镶毛，像老太太穿的，又像卧室里用的拖鞋，系着细细的蝴蝶结；还有那些楔子形状的塑料雨靴，穿不了多久就会发黄，里面积起一层尘土，看上去就像没有长出来的牙齿。

这是我的方式，我用衣物复活自己。

实际上，除非我能想起当时的穿着，我不可能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而每次我扔掉一件毛衣或是一条裙子，也就是在抛弃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我像蛇褪皮一样褪去自己的身份，身后留下苍白干枯的外壳，连成一串，而如果我想要任何回忆，就只能去搜集，一点一滴，那些棉布的、羊毛的碎片，把它们缝起来，最后拼凑成一个缀满补丁的自我，毫无抵御寒冷的能力。

我集中起精神，于是那个迷了路的灵魂，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冉冉升起，在多伦多市中心，罗布劳超市[3]的停车场上，那只伤残平民救助会[4]的衣物募捐箱里，那件大衣最终被我丢弃的地方。

那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

质量很好——那时候衣服的质量还很重要，女性杂志里还有文章介绍必备的基本款式，正确的熨烫方法，以及如何去掉驼绒上的污渍——但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袖子一直盖到手掌，下摆连着塑料雨靴的上沿，那双雨靴也不合脚。

我买它的时候是打算改一下的，却一直没有动手。

我的衣服多数都一样，都太大，可能是我觉得，如果我的衣服大得不成样子，如果它们能像一顶帐篷似的罩住我，我就不太会引人注意。

可是恰恰相反；我那时候肯定比大多数人都要显眼，围着黑色的羊毛裹尸布浩浩荡荡沿街而过，头还缠在……是一条安哥拉羊毛的格子围巾吗，同样质地优良；总之，我的头就缠在里面。

我的这些衣服，在我还去买衣服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记得，和你一样，那时候我很穷，我们当时的绝望处境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咎于此——都是在菲林地下室[5]买的，质量上乘却没能在更高档的地方卖出去的衣服，都在那里削价处理。

你常常只能在走廊里试穿，因为试衣间寥寥无几，而且那间地窖，确实就是个地窖，屋顶低矮，灯光昏暗，阴冷潮湿，散发出焦急迫切的腋窝和疲于奔命的双脚的味道，特价的日子里挤满了你争我夺的女人，穿着衬裙和胸罩，把自己往一件件又破又脏的设计师原作里面塞，耳边满是沉重的呼吸声和卡住的拉链响。

大家都习惯嘲笑淘便宜货的女人，嘲笑她们的贪得无厌，她们的歇斯底里，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菲林地下室，是很可悲的。

到那里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渴望改变形象，破茧成蝶，重获新生，却从来不曾如愿。

我在黑色大衣里面穿了一条厚实的粗花呢裙子，颜色是灰的，还有一件棕色的毛衣，只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洞，我觉得那个破洞非常宝贵，因为那是你的香烟烫出来的。

毛衣里面是一条衬裙（太长），一个胸罩（太小），内裤上印着小小的粉红色玫瑰，也是从菲林地下室买来的，只要二十五美分，一美元买五条，还有一双尼龙长袜，用来固定的吊袜带太大了，在我的腰上滑来滑去，弄得袜子在腿后的接缝也跟着绕圈，活像理发店门外的转筒。

我吃力地拖着一个行李箱，箱子实在太重——那时候没人背帆布包，除非是参加夏令营——因为里面装着我另外一套分量十足的大尺码衣服，还有六本十九世纪的哥特小说和一叠空白的纸。

另一只手上的重量和行李箱不相上下，那是我的便携打字机，还有菲林地下室的手提袋，巨大无比，深不见底，仿佛坟冢一般。

现在是二月，北风呼啸，把黑色的大衣刮到我的身后，我的塑料雨靴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踉跄着前进，在路过的一扇商店橱窗里，我看到一个女人，衣着臃肿，满脸通红，行色匆匆。

我无可救药地陷入爱情之中，正要到火车站去，企图逃离。

如果手头宽裕一点，我要去的就该是机场了。

我会去加利福尼亚，去阿尔及尔[6]，去一个殷勤、陌生，最要紧是暖和的地方。

可实际上，我的钱只够一张往返车票，加上在塞勒姆[7]三天的花销，另一个不算太远又有点名气的地方是瓦尔登湖，但冬天里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早就为这次出行找好了说服自己的理由：去塞勒姆要比去阿尔及尔更有意义，因为按理说我是去做一个关于纳撒尼尔·霍桑[8]的“作业”的。

“做作业”，他们如此称呼；他们现在还是这么叫。

我可以沉浸在那里的气氛中；也许那篇维系我学术生涯的，非写不可的论文就会从这段兴味索然的经历里生发而出，如同人行道上的裂缝里萌出一朵发育不良的蒲公英。

那些凄凉萧索的街道，那种清教徒式的忧郁[9]加上二月潮湿的海风，会像一头扎进冷水里一样，刺激我负责思辨的感官，让它开始工作，还有我的那些天赋，删减字数，编写看上去有理有据的脚注——迄今为止，这些技能保证我能拿到那点微薄的学术经费，聊以为生。

而最近的两个月，因为一场没有回应的单恋，这些本事统统瘫痪。

我以为，从你身边离开几天能给我时间把事情想清楚。

而随后的经历告诉我，这样做一点用也没有。

在生命中的那段时期，单恋似乎是我唯一能够体会的感情。

当时这让我非常痛苦，可是回想起来，我发觉它自有好处。

它带给我其他恋爱关系中所有的情感波澜，却不用担负任何风险，它并不妨碍我的生活，虽然这生活乏善可陈，却是我自己的，而且按部就班，它也不用我做出任何抉择。

在严酷的现象世界里，我也许得要脱下那些不合身的衣服（在一片黑暗之中，或是在卫生间里，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一个女人希望男人看到自己的安全别针），但理念世界中的罗衫却安然无恙。

那时候我还相信形而上学。

我那个柏拉图式的自我[10]，看上去像个古埃及的木乃伊，一旦启封层层神秘包裹的物体，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化作尘埃散落。

而单恋不需要我宽衣解带。

倘若，就像已经发生过的那几次一样，倘若我的爱也必须付出，倘若一段关系变成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关于做出一个决定，然后不可避免地引向那种刮擦声响，心爱的人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而我刮着结在他早餐盘子上的鸡蛋，我就会惊恐万状。

学术研究的经历让我对某些时刻非常熟悉，那些最亲密的朋友，最信赖的同伴，长出毒牙或是化成蝙蝠的时刻；这些片段都在意料之中，对我而言并无多少可怕之处。

另一种瞬间才更难招架，忽然如梦初醒，发现我正在爱着的人不是冷漠却令人无法抗拒的半神或怪兽，而只是一个人类。

赛普克在烛光中见到的并不是身背双翼的神祇，而是一个鸡胸、满脸粉刺的青年，这才是她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赢回真爱的原因[11]。

爱上一个神灵比爱一个凡人容易，但爱上凡人更需要勇气。

当然了，你是完美的对象。

你忧郁的双瞳之中全无剪草机和平房那样庸碌乏味的影子潜伏，它们仿佛黑色大理石一般朦胧，犹如古老的陶瓮一样玄妙，你咳嗽起来就像罗德里克·厄舍[12]，在你自己的眼中，你是在劫难逃、忐忑不安的德古拉，因而在我的眼中也是那样。

为什么忧郁悲伤和徒劳无力让年轻女孩如此难以抵挡？我在我的学生中间观察这种表现：那些焦躁的年轻人，四仰八叉瘫倒在这所高等学府为他们悉心提供的地毯上，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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