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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饰[1](3/5)

写错了[20]。

一张手写的卡片上说，这些发饰中有许多都是追思之物，用来分发给葬礼来宾的。

“那些葬礼用的，”我问桌子后面的那个女职员，“我是说，他们是怎么……剪头发是在之前还是之后？” 她从填字游戏里抬起头来。

她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生前还是逝后，”我说。

如果是生前剪的，在我看来未免冷酷无情。

如果是去世之后再剪，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在葬礼之前把那些柳树发型统统编好？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去编呢？我无法想象在自己的喉咙口挂上那样一个沉甸甸的胸针，像个金属枕头似的，里面塞满一位所爱之人逐渐黯淡的发辫。

那会像是一只风干的枯手。

那会像是一条绞索。

“我肯定不知道，”她语带反感，“这是个巡回展览。

” 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正守在门外等我。

他请我和他一起喝一杯。

他一定也住在那家旅馆里。

“不用了，谢谢，”我回答，加上一句，“我有男朋友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安慰他——女人总觉得自己一定得去安慰那些搭讪她们却被拒绝的男人——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离开你，像我之前想的那样，而是为了和你在一起，比你真正存在的时候更加彻底。

活生生出现的时候，你的讥讽嘲笑让人难以逾越，然而独自一人，我就能不被打扰地沉湎于这浪漫的劫数。

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青春视作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韶华。

如今，被那些忧郁的年轻人围绕着，我只觉谢天谢地，我已经逃脱了，但愿是永远地逃脱了（因为我再也不相信灵魂转世了），二十一岁，那无法忍受的枷锁。

我告诉过你我要出去三天，却实在无力承担这强烈的幻想。

塞勒姆是一片真空，而你正渐渐扩大，将它填满。

我知道在第二排胸针中间，黑色与金色交织的那颗硕大的死亡的象征里，盛放着谁的头发；我知道在我房间的左边，那间没有人住的旅馆客房里，听见的是谁的声音，那种夹在暖气片阵阵抽搐之间的喃喃的呼吸。

幸好，有一班下午的火车；我乘上车，逃回现实。

我在波士顿火车站打电话给你。

你用你惯常的宿命态度接受我提前回来的事实，无惊也无喜。

你本来应该在做作业，以朦胧理论[21]解读丁尼生的《洛克斯利田庄》[22]，你告诉我，这种作业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时候朦胧理论的影响还很大。

于是我们转而去散步。

天气转暖，积雪变得又湿又软；最后我们来到查尔斯河[23]边，滚起雪球往河水里扔。

后来又堆起一个湿漉漉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加上坚挺的双峰，巨型裙撑和鹰钩鼻，再用雪球和大块的坚冰把它夷为平地，时而偷偷窃笑，我当时以为那笑声是无拘无束的放纵，但现在我认清了那只是歇斯底里。

然后，然后呢。

我当时穿的是哪一件衣服呢？我的大衣，当然了，还有另一条裙子，有点恶心的绿色格纹；同样是那件被烧出一个洞的毛衣。

我们一起滑过河边融化之后又有些冻住的雪水，握住彼此冰冷的手。

已经到了晚上，寒意渐浓。

我们不时停下来，跳上跳下，互相亲吻，以此取暖。

查尔斯河光滑的水面上，仿佛明亮的海市蜃楼一般，倒映着高塔和钟楼，那些春季考试失利的人会从上面纵身跃下，年年如此；淤泥深处漂荡着自戕的文学灵魂，福克纳[24]就是其中之一，周身覆盖清澈晶莹的辞藻，光采闪烁一如双眸；但那时我们毫无顾忌，唱着歌嘲笑他们，一段走音的二重唱： 两把老椅子，还有蜡烛半支 一只罐子，很旧很旧，没把手…… 你第一次笑了起来。

我放弃了自己精心构筑的剧本，我为我们安排的那个结局。

未来就像宽阔银幕上的风景豁然敞开，充满希望也遍布风险，无论哪个方向都能前往。

我觉得自己仿佛走在一座大桥边缘。

对我们而言——至少是对我而言——我们真的很快乐。

到最后我们终于冷得受不了，你都开始打喷嚏了，于是我们去了一家那种便宜的餐厅，据说在那里你什么都不用，靠吃一包一包的免费番茄酱、调味汁和砂糖，还有趁没人看见的时候喝奶油壶里的奶油就能过活。

在餐厅里，我们讨论了上床的可行性，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然后很快，实施的方法和手段。

谈话并不轻松，对女研究生而言尤其如此，说起来都觉得她们应该像修女一样，一心投身学海，不慕肉体之欢。

其实在那种修道院似的环境里，她们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因为那些男人大多都是一起去听歌剧，开雪利酒派对[25]也只会互相邀请。

我们都住校；我们的室友永远都待在房间里，咬着指甲撰写参考书目索引。

我们都没有车，我们也清楚自己会被本地的旅馆拒之门外。

只能是在别处。

最后我们决定，复活节假期，在纽约。

出发前一天，我去了菲林地下室，再三考虑之后，买下一件娃娃裙式样的红色尼龙睡袍，尺寸只大了一号，肩带很容易就能重新缝好。

我在另一条淡紫色的睡裙之前流连许久，裙上镶着卡门那样的荷叶边，可是我一次只能穿一条，而且这笔钱还有其他用处。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26]，我坐上去纽约的巴士。

你几天之前就已经去了，我留下来把一篇早就该交的论文写完，题目是拉德克里夫夫人的《意大利人》[27]。

你自己当时有三篇论文延期未交，不过你好像已经不在乎了。

那时候你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洗澡，让室友非常恼火；你还一直被漫长的噩梦折磨，在梦里，我记得，大象、鳄鱼和其他庞大的动物坐着轮椅滑下山去，人类被钉上十字架，烧成灰烬。

这些都被我看作是你天性敏感的证明。

我们的计划是，你会住到一个老朋友的公寓里，你们在故乡时就认识，而我会去旅馆订一间单人房。

这样可以避嫌，我们希望可以；而且费用也能便宜一点。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也毫无准备。

一开始，这座城市让我晕头转向。

我站在港务局里，穿着我的黑色长大衣，带着笨重的行李箱和那只无底洞似的手提包，四处寻找电话亭。

汹涌的人潮仿佛一场示威游行，虽然那时候我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游行。

女人们推推搡搡，破口大骂，就像在喊口号一般，拖着身后发脾气的孩子；长椅上坐着一排衣衫褴褛的老人，地上到处是口香糖、糖纸和烟头。

我不太肯定，不过好像还有弹球桌；这可能吗？我现在觉得，要是叫你来公交车站接我就好了，不过这种依赖并不在我们的共识之中。

我朝着估计是出口的地方走去，这时，一个黑人一把抓住我的行李箱就开始拉。

他的前额有一道刚刚划开的伤口，鲜血直流，他的眼中写满那种绝望的神情，我差一点就松了手。

片刻之后我反应过来，他不是要偷我的行李箱；他只是想替我把它扛到一辆出租车里。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没有钱。

” 他鄙夷地瞥了一眼我的外套——毕竟质量很好——仍旧不肯松开。

我又用力一拉，他放弃了。

他在我身后大声嚷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当时那些字眼还没有变成通用的语言。

我知道旅馆的地址，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

我开始徒步前进。

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我汗流浃背，因为心有余悸，也因为天气太热。

我找到一个电话亭：里面的电话已经被彻底肢解，成了一团乱麻似的电线。

隔壁的那个电话亭完好无损，可是我从那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却没有人接。

奇怪，我告诉过你我什么时候会到的。

我靠在电话亭的侧面，努力让自己不要慌。

纽约的格局就像装了栅栏的窗户，所以看着路牌一直数下去的话，我应该就能推断出旅馆的位置。

我不想找别人问路：那些表情，彻底的无能为力或是激烈流露的恶意，都让我焦虑不已，而且我已经和好几个大声自言自语的人擦肩而过了。

纽约和塞勒姆一样，似乎正在分崩离析。

在有钱人眼里，也许是市区在翻新，可是那些缺了一大块的房子，那些人行道上的洞穴，都无法让我安心。

我开始拖着我的行李箱往旅馆走，每遇到一个电话亭，就停下来拨你的号码。

在其中一间电话亭里，我不小心遗失了你的那本《亨利·亚当斯的教育》[28]。

那倒也好，因为这本书是我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你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身边就太不合适了。

旅馆服务员对我心存戒备，几乎和塞勒姆的那个如出一辙。

从前我一直把这种怀疑归结为小城镇的排外情绪，现在却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的穿着打扮。

袖口垂到手掌以下的我，看上去不像是会有信用卡的人。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间客房和塞勒姆的那间真的非常相似，我想着你遇到了什么事，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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