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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来的人(1/5)

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过校区的公园。

她依然穿着网球裙；她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头发用一根有弹性的头带束到脑后。

她那张肉鼓鼓、红扑扑的圆脸，少了刘海的修饰，看上去就像一张俄国农妇的脸，可是不用头带的话，头发会挡住眼睛。

虽然还是四月，这天下午却热得出奇；室内网球场热气蒸腾，她觉得皮肤像被煮过一样。

阳光和煦，老人们纷纷从各自过冬的地方出来：她最近还读到过一个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

他们虚弱无力地瘫坐在长椅上，或是头枕着四四方方的旧报纸躺在草坪上。

在她经过的时候，他们那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菌菇似的脸庞慢慢地转向她，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随后，又漠然地移开了。

松鼠也外出觅食；三三两两地朝她飞奔过来，又骤然停住，双眼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张着嘴巴，下颚像老鼠一样向后缩，露出泛黄的门牙。

克里斯汀加快脚步，她没什么东西可给它们吃的。

不该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们神经兮兮的，还容易感染皮癣。

走到公园中间，她停下来把开襟毛衣脱掉。

弯腰再去捡球拍的时候，她觉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刚刚露到外面的手臂。

克里斯汀很少会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

不过，碰她的却不是其中一个老人，而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十二三岁的男孩。

“对不起，”他说，“我找经济学院大楼。

是那里吗？”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细看了看他。

她搞错了：他年纪并不小，只是个子矮。

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个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时候，母亲这么说。

他还是她们家里所谓“从其他文明来的人”：肯定是亚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国人。

克里斯汀估计他肯定是个留学生，于是露出她标准的欢迎微笑。

高中的时候，她是联合国社团[1]的主席；那一年他们学校被选中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埃及代表团。

这项任务应者寥寥——谁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过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她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发表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演说。

“没错，”她说，“就在那边。

平顶的那幢。

看见了吗？” 那个男人一直在紧张不安地对着克里斯汀微笑。

他戴着透明塑料边框眼镜，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朝着她鼓出来，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鱼缸里。

他没有顺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给她一小本绿色的便笺和一支圆珠笔。

“你画地图。

”他说。

克里斯汀放下网球拍，一丝不苟地画起来。

“我们在这里，”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样走。

这里就是经济学院。

”她用一条虚线和一个十字把走法标出来。

男人凑近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渐渐成型；他闻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还有一种说不出牌子的发油。

画完示意图，克里斯汀把纸笔递回给他，微笑着表示告别。

“等等。

”男人说。

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张画着地图的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盖过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许多线头。

他开始写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厉害，几乎变形了，这让她觉得有点恶心。

他的几根手指被渗出的圆珠笔油染成了蓝色。

“我的名字是这个。

”他说，拿起便笺给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体大写字母。

“谢谢，”她说。

“你现在写你的名字。

”他说着，递上那支笔。

克里斯汀有些犹豫。

倘若这是一个她自己国家的人，她就该觉得他是想约她了。

不过，本国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约她；她块头太大。

唯一一个尝试过的人是那个摩洛哥侍应，他们社团聚会之后有时会光顾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

他就在她去洗手间的路上把她截住，问她，她拒绝了；仅此而已。

面前的这个男人却并非酒吧的侍应，而是个学生；她不想伤害他。

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个文化呢，这样在纸上交换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种正式的礼节，就像说谢谢一样。

她从他那里接过了笔。

“这是个很美的名字。

”他说。

他折起那张纸，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挨着那张地图。

克里斯汀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

“好了，再见了，”她说，“很高兴认识你。

”她弯腰去拿网球拍，可他已经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来，正用双手举在自己胸前，俨然一面缴获的旗帜。

“我帮你拿。

” “哦不用了，真的。

不用麻烦了，我赶时间。

”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说。

没有了网球拍，她觉得自己手无寸铁。

他开始沿着小径漫步；他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看上去一派轻松自在。

“你会说法语吗？”[2]他主动聊起了天。

“会，会一点，”克里斯汀回答，“说得不好。

”我要怎么把球拍从他手里拿回来才不会失礼呢？她心里想着。

“但你的口音很好听。

”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瞪着她：他是在故意献殷勤吗？克里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脚。

“听着，”她说，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我真的要走了。

请把球拍还给我。

” 他加快了脚步，却没有归还球拍的意思。

“你要到哪里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 “我现在和你一起去。

”他满怀希望地说。

“不行。

”克里斯汀回答：她非得对他强硬一点才行。

她扑过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阵短暂的角力之后，他松了手。

“再见。

”她说着，转身不去看他那张困惑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希望这样能让他死心。

如同从一只狂吠的恶犬身边走开一样：不可露怯。

再说她有什么好怕的呢？论身材她一个抵他两个，而且她还有网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么样的。

虽然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还在后面跟着。

电车快来吧，她心想，的确是有一辆电车，不过还在轨道上很远的地方，堵在红灯后面。

她刚走到车站不久，他便出现在她身旁，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目视前方，一动不动。

“你是我的朋友。

”他怯生生地说。

克里斯汀动了恻隐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约她，他初来乍到，只是想认识一些本地的人；换了是她，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对。

”她说着，给了他一个微笑。

“这样很好，”他说，“我的国家很遥远。

” 克里斯汀想不出怎样回答才合适。

“听上去很有意思，”她说，“非常有趣。

[3]”电车终于来了；她打开钱包，拿出一张车票。

“我和你一起去。

”他说。

他的一只手抓住了克里斯汀的手臂，手肘的上方。

“你……待在……这。

”克里斯汀说，忍着没有抬高嗓门，但却一字一顿，就像是在对一个耳背的人说话。

她挣开他的手——他抓得并不紧，也无力对抗她打网球练出来的二头肌——从街沿一跃登上电车的台阶，听着车门在身后吱吱嘎嘎地关上，长出一口气。

坐在电车里，开出了一个路口，她才允许自己从一侧的窗户朝外看了一眼。

他站在原地；似乎正在那本小便笺上写着些什么。

回到家后，克里斯汀只来得及吃上几口点心，但辩论社的活动她还是差点迟到。

那天的辩题是，“战争已经过时。

”她那一队是正方，他们赢了。

从最后一门考试的考场里出来，克里斯汀情绪低落。

倒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门：这意味着这一学年也结束了。

她如同往常一样去咖啡店坐了一会儿，然后早早回家，因为好像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是你吗，亲爱的？”母亲在客厅里喊。

她一定是听到了房门关上的声音。

克里斯汀走了进去，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弄乱了摆放整齐的靠垫。

“考得怎么样，亲爱的？”母亲问道。

“还好。

”克里斯汀语气平淡。

确实还好；她及格了。

她不是那种拔尖的学生，她自己知道，但她很用心。

教授们总在她的学期论文上写些“非常认真努力”，或者“构思全面，不过可能缺了些锐气”之类的评语；他们给她B，偶尔是B+。

她正在修读政治经济学，希望毕业之后去政府部门工作；靠着父亲的人脉，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挺好的。

” 克里斯汀忿忿不平地想，母亲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考试究竟是什么。

她正在整理花瓶里的剑兰；戴着橡胶手套保护双手，从事她所谓的“家务活”时，她都会这么做。

就克里斯汀所知，她的家务活包括往花瓶里插各种鲜花：黄水仙、郁金香、风信子，连同剑兰、鸢尾和玫瑰，一直到紫菀和菊花。

有时候她也做菜，动作优雅，用的是自动加热的暖锅[4]，不过她把烹饪看成是一种兴趣。

其他事情都由女佣一手包办。

克里斯汀觉得，雇女佣多少有些不太道德。

能雇到的那些女佣不是来自国外，就是已经怀孕；经常是一脸好像被人占了什么便宜的表情。

但母亲反问不做女佣她们又能怎么办；她们只能去收容所，或者待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克里斯汀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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