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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结论(4/5)

、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

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

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

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

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

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

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

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

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

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

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

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

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

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

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

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

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

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

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

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

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

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

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

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

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

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

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

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

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

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

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

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

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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