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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3/4)

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的。

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

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

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

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

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

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

虽然掌权后的列宁转变为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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