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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2/4)

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彻底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

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该怪“倒退的五四”。

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

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其说。

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先生，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

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狄德罗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

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

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分”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搞糊涂。

就“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但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

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和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

但是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

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

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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