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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2/3)

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

因此，他毫无责任。

更何况，他后来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

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

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

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

”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

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gemin”的。

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

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

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

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

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让他们脱了湿鞋子挂在脖子上示众。

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湿脚者，而在大潮。

”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在灾难过后到处扒挖。

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处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道。

顺便，我还打听了一下金牙齿的下落。

他还在一家图书馆里打杂。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了。

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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