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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1/3)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

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

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

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

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 拔添发书记一笑，说：『为網??ι：???.??X?.X??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

”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

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

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

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

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

我说：“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

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

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

”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绑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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