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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章(4/4)

民八个开洗衣店。

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

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

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

读财会专业。

出来好做事。

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

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

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

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

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

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

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

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

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

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可《资本论》对中国也不帮忙啊。

中国得从扫盲开始。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

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

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

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

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

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

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

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

那时我还在念高中。

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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