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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家都跟到码头上来了。他们一个个地跟彼得说话，这个没说完，那个又想到什么了。他们的德语激烈而沉重，嘱咐了又嘱咐，交代了又交代。彼得一定是在安慰他们，一旦登陆澳门，就设法打通关节，接应他们过去。谁也无法确定“终极解决”离他们还有多远，但彼得肯定是逃出去了。彼得的母亲表情很少，人在使劲控制眼泪时就是这样面孔麻木。彼得的妹妹一直在哭。寇恩先生很想和我找话说，但双方都紧张，每个话题刚刚展开，就发现都是废话。 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吓人，一夜未眠，心急上火，舞厅和酒吧里的葡萄酒、啤酒、黄酒在下巴上催出一颗巨大的粉刺。最糟的是我的头发，像每次失策的打扮一样，我在上面抹了过多发蜡，江风把我的裙裾和帽子飘带吹得横舞，头发却一动不动。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彼得那天上午的形象。你已经在那形象上看到了一个前途远大的生意人或者是企业家或者医师……一切女人可以引以为傲的正职正派的模样。他穿了一身深蓝色西服（是我曾经从美国给他买的），打着紫红色带细细的黑色斜纹的领带，皮鞋一尘不染。两年来他没添置过新皮鞋，但他的家风使他从来不露出寒碜。 九点多一点。是上船的时间了。 我们在彼得全家的亲吻拥护眼泪笑容中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