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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激荡(4/5)

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

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

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

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

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他们未雨绸缪，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

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道路狭窄、地势起伏，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铁甲岭，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日军过不来，要过来也是小分队，大部队过不来。

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

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

最后，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全线溃退。

从这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自称山西王，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方面——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马虎了。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要灭亡中国，他们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准备的。

所以说，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

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

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是漏洞百出、四处破绽，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

88.脱亚入欧理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 土肥原贤二在旅游之时记录了山西雁门关这一带的地形，让他的老同学阎锡山在抗战时吃了大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和日本民族之间，包括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日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心理。

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有所谓的“维新三杰”，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还有包括伊藤博文这种日本的“伏尔泰”。

实际上，在观察日本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物，就是今天印在1万元日本纸币上的这个日本人。

当今的1万日元面钞是日本货币中最大的面额了，世界各国货币的最大面额，一般都会印上自己的领袖，像美元上面华盛顿的像，人民币上面毛泽东的像，英镑上面英国女王的像，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但日本的1万元日币非常奇怪——当然对日本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奇怪，它印的是日本的一个大思想家，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日本历史上脱亚入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

这是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布的脱亚论，他提出来：“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福泽谕吉在文章中还专门说了：“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 脱亚入欧，然后用西方的手段来对付东方。

福泽谕吉的这个观点，对以后的日本影响甚深。

当时日本对中国首先的肢解，就从肢解琉球开始。

琉球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大清王朝的藩属国，1852年，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带着舰队登上了琉球，当时他看到琉球国使用咸丰的年号，使用道光的铜钱，而且都在使用汉字。

佩里后来给国会写了报告，认为琉球是中国的领土。

到了1875年，日军入侵琉球，并不是日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侵琉球，也不是大清王朝的力量不足以抗衡。

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皆破损不能出海。

按照军力来说，当时日本是无力与中国全面抗衡的，但是清政府依然是那一套以情理交涉，不会适时使用武力的做法。

日本摸透了清政府懦弱的本性，即使只有如此弱小的兵力，也胆敢入侵琉球。

1878年，日本废琉球为日本的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入琉球，把琉球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而且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掉中山国这个概念（中山国是当地人的称呼，并和中国形成藩属国的关系，中国也称它为中山国），把当地改名为Okinawa，就是今天的冲绳。

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突然间变成日本的冲绳了。

肢解完琉球后，日本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亿两白银。

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三千万两白银。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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