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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激荡(3/5)

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

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

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

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

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

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

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

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

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

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

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

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

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

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

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

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

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奥莫测的、令人难解的哑谜”。

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 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

其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

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

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王家烈、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

中国的社会，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

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

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

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

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

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

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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