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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洪流(4/5)

恨。

经过了这么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再来看，怎样公正地认识李德，是我们党能不能真正成熟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74.红军“洋教头”李德为何出力不讨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苏联，到了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鉴于他在中国的这些问题，给予了他比较严厉的处分。

李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时候是满腹怨愤，他认为中国革命亏待了他。

他承认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这一点李德是承认的，他说他最大的吃亏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

他讲的是实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值得中国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崇洋媚外，把外国人在他特定条件下所获得胜利的经验或理论，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或者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或者用这个理论来威吓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为止，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其实，还可以作这样一个比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国革命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在长征初期他的指导也有些失误，但是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已经完全失去指挥权了。

李德在中国的犯错时间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当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他的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从遵义会议后他已经没有指挥权力了，只是跟着红军长征。

公平地看，二万五千里长征，跟着红军唯一从头走到尾的顾问就是李德。

他在中国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着红军走完了这二万五千里，他跟着走完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路程，而现在历史上对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们想到白求恩。

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白求恩刚开始也不了解中国。

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到根据地的卫生条件如此简陋，而且医疗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发其火，非常严厉地批评八路军的医生。

后来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就处于这么一个困难的境况，没有办法。

白求恩很快地适应了。

只有从中国原有的条件、环境和中国民众的基本素质与受到的训练出发，而不可能超越这种发展的阶段。

然后白求恩尽量用他的医疗技术，为八路军服务。

最后白求恩同志牺牲了。

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同志作了非常高的评价，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可以说，李德参加中国革命的时间比白求恩长得多了，最后毛泽东没有写纪念李德的文章。

因为当时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终反而把他给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的军事经验和特点来决定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他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加了解在他们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无所获的。

伍修权同志就讲过，李德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

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对此我们都应该加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对李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

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今天把西方的经验看做是最好的经验，把外国的月亮看做是最圆的月亮时，我们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怎么样脚踏中国的实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是有这样的教训。

这对李德来说，本身是个很大的教训。

当然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

李德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付出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他当时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个太上皇的地位，他从极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摔得粉碎。

李德给中国革命留下的启示，到今天也没有完结，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电台被破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而在1934年9月，由于上海的电台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了。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的中断，它有坏处，也有好处。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不太正确的。

斯大林当时对蒋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曾经用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来比喻蒋介石，把蒋介石称为中国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第二，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得非常轻。

当时中共中央被迫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

长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被迫中断。

这对寻求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寻求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

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始终都保持着联系，那么想要独立决定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独立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他发指示你执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陈独秀早年就想与共产国际建立所谓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革命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指导。

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当然凡事都得一分为二，它带来好的一面，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选择自己独立革命道路的阻碍；它也带来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妨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长期的战略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针。

而那些根据地都是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就是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面所讲到的。

只要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产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白色政权的战争与分裂，所以当时的各个苏区，都在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像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黔苏区、闽赣苏区等。

这些接合部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经济比较落后，自然消息也比较闭塞，这样的区域成为共产党革命发生的地区。

当革命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时候，消息情报和战略情报的匮乏是它的天然劣势。

不过当时中共有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这也是中国革命非常有特质的一个表现：在上海聚集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共产党的领导层精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居于上海，一方面，可以保持与世界最先进的力量和最先进思想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获得了最为英勇的战士，这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将士，作战极其英勇。

最先进的上海与最落后的苏区，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反差。

当时苏区的斗争通过上海的指导，当然，上海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转达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有些指导是不够准确的。

但是总体来看，它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大的视野。

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

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

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

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

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

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

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

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

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

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

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

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77.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 其实在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什么这么做呢？这跟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当时的中共代表团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脱离实际。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为了博取台下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掌声，说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多万人口，而且中国有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把这个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时都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大吹大擂，当然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各国的代表一听，中国革命搞得这么成功，50万红军，5600多万人口，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100万游击队，纷纷纵情欢呼。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当共产国际真的要去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6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0万红军到底在哪里，100万游击队到底在哪里，事到临头了，才发现是一场空谈。

但当时共产国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共产国际认定了中国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联系之后，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而且共产国际刚开过“七大”，在第三国际史上，共产国际“七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的新方针。

如何让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

主要因为这些，共产国际必须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了三个人与中共中央沟通联系，第一个是阎红彦，第二个是张浩，第三个是刘长胜。

阎红彦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云南的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

阎红彦本人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英文字母，并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熟记在脑子里。

因为要靠这些密码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此的机密，不能带任何纸片，否则一旦被抓、被搜出来，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泄露了！ 他于1935年4月回国。

当时他是从新疆回来的，装扮成一个富商，骑着骆驼，载着俄罗斯的毛毯。

骆驼队经过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

当阎红彦到达北平之后，才听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结束长征到了陕北。

阎红彦又立即从北平到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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