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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洪流(3/5)

托·布劳恩身份的电报，并没有帮助他完成身份转换。

它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第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

共产国际说，请顾问可以，他可以顾问，但是他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第二句话含义更深，“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态度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你们要注意，奥托·布劳恩是你们请的，他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此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都有军事顾问，但他们都是受支配于共产国际，而不是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在电报上特别指出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要讲清楚，这个人是你们请的，你们自己要负责，他跟共产国际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共产国际发出的有关奥托·布劳恩的电报就这么一封，而且以后共产国际也从来不曾给他发过任何指示电报。

如果他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顾问的话，共产国际为何不直接电示他呢？所以奥托·布劳恩从来没有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关系。

共产国际随后派到上海有个军事顾问叫弗雷德。

弗雷德抵达上海以后，给奥托·布劳恩（当时已经改名叫李德了）发电报，弗雷德的理解很简单：他就是我的一个临时工具，他到前线去了解有什么情况，有我在这里决策，他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的。

这就是李德的真实身份。

实际上李德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

所以在进入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不许他这样讲。

在第一次介绍他的欢迎会上，博古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我们欢迎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而为了保密和奥托·布劳恩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这次会上，博古还专门讲了，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个称呼太过了。

我们可以说李德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无法说他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

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指挥过什么成功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是什么军事家。

当时在会上，博古还说，李德同志作为顾问来到我党，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深切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这些就更过了。

李德怎么可能成为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呢？他远没有达到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产国际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

这些都给后来出现的问题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当然，这问题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博古为什么把李德捧到这么高的位子？ 72.李德就是博古的“钟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这么高的位子，给李德授以尚方宝剑，说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还戴上一连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等这样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还亲自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李德，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当然在中国革命史册之中，他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光彩的——已经成为每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想找出他来算算账的人物。

李德只是一个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开始并不是太上皇的地位。

他在日记中专门写道：别人对我有误解，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这么大的荣誉。

博古也许还在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从这一点来说，李德看得还是很准的。

博古为什么有意识地容忍，不仅是容忍，实际上是制造了这种误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样，因为这样一来，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

博古这样一位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在指导苏区的斗争中是毫无经验的，他担心苏区不服他的领导。

而且进入苏区之前，很多人都给他作过分析，共产国际在苏区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苏区也都有地下代表，还说在苏区毛泽东同志是很难领导的，领导他是很困难的，很多这样的话。

对于年轻的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人博古来说，内心确实非常担心。

他需要找一个钟馗来打鬼。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他一窍不通的军事的权威，李德实际上扮演了钟馗的角色。

博古捧李德，实际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最后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对李德失去控制了，因为涉及军事指挥，博古确实也不懂，那只好由着李德来了。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

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李德就变成太上皇了。

他慢慢由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变成一个有决定权力的军事顾问。

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角色。

这一点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

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

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迅速后撤。

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

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

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

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

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

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围剿”。

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不了解土地战争，不了解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路，他学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的老战法。

陈诚带领着湘兵，他不断琢磨红军的战略战术，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每次作战前都作好了充分准备，敌人变聪明了，歼灭敌人变得更困难了。

而我方也在变，我方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军事理论来指导我们。

敌人在变，我方也在变，只是敌人变得更强了，我方实际上变得更弱了。

在保卫战、进攻战、短促突击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对正面、以攻击对攻击这些带有李德印记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在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昌战斗。

广昌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

广昌战斗的失利，红军受到了最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几乎将红军的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广昌之战，从战斗任务的下达，到战斗失败的收场，整个过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

在广昌之战中，李德拟定的电报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语言指挥前方的将士。

电报里讲，我支点之守卫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这些复杂的语言，什么“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龙芝学院的语言。

还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敌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料之外的突然攻击等一系列西化语言，使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脱离了毛泽东所指出来的这样一条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叹：与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换了一个人，我们也换了一个人。

敌人从以前的失败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战更加有效了，而我军也换了一个人，却使整个反“围剿”都失效了。

广昌战斗持续18天，红军作战损失极大，伤亡了55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最后广昌作战的失败，导致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

红军突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在广昌之战中已经决定了。

而李德在广昌之战中起的很坏的作用，也是导致红军满盘皆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归于李德的话，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

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

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

那么弗雷德来了，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

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

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当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约尔特，还没有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弗雷德刚到中国想法太不切实际。

李德到苏区之后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你说连李德都认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实际，可见这种顾问的意见荒谬到什么地步！ 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电，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报里写：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

口气多么强硬！有一个正式顾问头衔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强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

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

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缺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否则是不行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希望从他那儿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些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惨重的代价。

当然，如果简单地把革命损失都归结于这些顾问的指导，也不尽公平。

因为从这些顾问的不成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

他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

伍修权同志这句话讲得很对。

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

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中国同志如果出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中国革命的不幸的话，李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

如果公平地认识李德的话，现在也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李德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分裂的时候，李德在德国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中国纪事》，对中国充满了怨言，对中国同志充满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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