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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选择(4/5)

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这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

虽然中共党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其独立性而不被吞并？ 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 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

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

马林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称“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经承认了“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么持久了。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

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

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

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

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

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陈独秀下台以后，在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这是他终生想要实现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的心愿。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线”为何失败 陈独秀力图使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没有做成，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李立三的个性跟陈独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陈独秀更过的是什么？李立三的脾气更加暴烈。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船上和别人下象棋，象棋输了他竟然把棋盘一抡，棋子撒了一地。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炉前翻砂工，别人不愿干，他干，出大力流大汗，他都乐在其中。

他的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

提到反动势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横冲直撞，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坦克”。

另外，李立三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演说感染力极强。

当时国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都是一些老委员了，资格老，年岁大。

让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别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就是两个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新锐，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毛泽东，讲话口若悬河。

李立三在我们党内有两个非常大的功劳，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党员可能都不知道。

第一个是1922年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是党在早期组织大罢工唯一成功的先例。

李立三是安源路矿俱乐部的主任，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当然，后来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对于这次大罢工，我们更多讲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也是当时安源路矿大罢工的领导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第一号人物还是李立三。

我们党早期的党员，很多都是来自于安源路矿的矿工，安源的矿工党员在我们党内占了很大的比例。

1924年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这是李立三对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后来“二七”大罢工失败，五卅运动失败，很多党员被杀，我党损失很大，唯有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我们党大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例。

对此，刘少奇曾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

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1926年，李立三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在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

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当时还有人说，李镜蓉（李立三的父亲，李立三因积极投身革命与父亲不和）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绝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大罢工成功后，李立三的第二个可能不为众人所知的贡献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 这是辞典里的记载，事实上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绝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路过南昌，因为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了革命，李立三要把武汉的革命力量撤到上海去，南昌只是个路过的地点。

结果李立三到了南昌之后，发现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都在南昌附近，就立即给中央写了报告，意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于南昌，动员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致举行南昌暴动。

这是李立三给我党带来的又一大功绩，即时发现历史时机，并能成功策动，为党的革命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后来说，南昌起义的前方总指挥是周恩来同志，但是南昌起义的早期组织和策动，李立三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向忠发是个弱势人物，他是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对党的斗争历史知之甚少，总体来说，领导力和驾驭能力都比较差。

李立三后来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代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

他建议中央搞南昌暴动，就是要通过这个暴动计划，促成中国革命的成功。

当然这里面还隐有一条，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李立三同陈独秀一样想脱离共产国际，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坚决的行动。

不过，李立三也惹了很大的祸。

他不仅想独立于共产国际，甚至想把共产国际给指挥了，这一下把共产国际惹火了。

结果不仅给他本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也给当时的中国革命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三路线”。

10.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如何脱离中国革命现实 李立三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

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的最后的死命。

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正是基于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后来，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了一个“立三路线”来。

当时正值蒋、冯、阎大战，就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展开大战。

李立三认为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

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这是要采取大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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