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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选择(3/5)

我们支配。

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补贴来开展工作。

这无疑使李汉俊、李达二人和马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马林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张国焘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

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

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党，没有任何经济支撑，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

党创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

你要办各种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还要翻译，这都需要钱。

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坚持教书，还要做编辑，还要写文章，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

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

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

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

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税。

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困难总要去解决，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他们怎么办？怎么为党工作？怎么认识这个党？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但面对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7.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上） 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

”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

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

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

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

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

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

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

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

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 655元。

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

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

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

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

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

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

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

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下） 共产国际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为中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同时也因这种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

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

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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