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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3/5)

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

”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

《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

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

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

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

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

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

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

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

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

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

以骁武给并州。

”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

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

”《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

……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

《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

”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

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

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

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

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

”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

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

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

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

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

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

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

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

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

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

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

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

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

《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

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

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

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

”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

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

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

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

”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

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

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

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

”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

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

《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

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

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

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

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

“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

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

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

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

”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

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

《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

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

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

”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

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

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

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

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

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

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

”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

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

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

《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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