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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二） 作者钱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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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

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

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

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

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

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

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

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

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

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

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

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

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

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

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

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

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

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

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

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

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

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

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

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

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

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

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

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轻怪宋人。

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

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

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

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

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

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

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

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

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

一在东北，一在西北。

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

一是甘凉河套一带。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

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

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

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

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

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

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

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

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

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

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

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

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

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

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

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

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

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

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

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

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

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

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

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

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

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

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

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

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

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

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

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

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

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

其大体得失如是。

第四讲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

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

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

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

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

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

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

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

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

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

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

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

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

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

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

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

六部首长，各不相属。

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

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

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

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

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

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

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

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

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

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

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

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

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

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

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

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

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

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

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

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

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

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

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

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

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

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

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

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

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

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

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

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

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

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

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

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

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

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

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

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

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

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

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

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

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

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

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

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

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

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

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

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

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

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

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

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

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

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

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

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

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

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

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

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

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

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

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

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

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

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

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

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

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

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

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

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

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

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

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

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

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

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

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

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

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

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

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

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

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

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

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

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

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

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

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

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

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

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

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

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

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

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

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

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

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

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

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

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

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

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

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

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

这批评实在也不错。

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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