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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坐在他常坐的靠窗位置，面前放着一杯陆少华特意为他泡的普洱。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喝完就走，而是望着窗外蒂华纳的霓虹灯，眼神有些飘远，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茶杯边缘。 “阿华，”老陈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沉许多，“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来你这儿吃一口红烧肉？” 陆少华停下手中的动作，看向老人。他注意到老陈眼中不再是平日那种看透世事的淡然，而是蒙上了一层深切的、几乎可触摸的哀伤。 “是因为味道正宗吧。”陆少华答道，将擦灶布的布拧干挂好。 “是，但不全是。”老陈摇摇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吸入那空气中即将消散的肉香。“那是…我母亲的味道。是我离开家之前，吃的最后一顿饭的味道。”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极其遥远：“那是1965年，春天。我十九岁。家里穷，我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台山那时候，日子太难了。有同乡从墨西哥回来，说那边虽然苦，但能挣到美金。我爹娘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咬牙凑了一笔钱，托人把我‘送’出去。” “临走前一晚，我娘杀了家里养了一年多、本来准备过年才舍得吃的老母猪，挑最肥的五花肉，给我做了一大碗红烧肉。她一边做，一边哭，眼泪滴进锅里，她都顾不上擦。那肉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