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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4/4)

飘浮些“后老婆油”。

一个星期打顿“牙祭”时，筷子的动作就得加快点，有时怕饭不够，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了（但绝无争打）。

由于营养不良，高二时我患了夜盲症。

穿的当然不可能讲究，有限的几件衣服，都是多年一贯制，由初一穿到高中毕业。

但是，同学们均无褴褛现象，都很整齐。

高三时，男女同学一律发了一套蓝色卡叽布的“罗斯福呢”制服，穿起来倒也神气十足。

在营养与知己不良的情况下，同学们都很注意锻炼身体。

午饭后，我经常与知己到后山进行日光浴。

睡前必作适当运动，还学了“八段锦”。

我虽不是运动员，但从高中起，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

这也是我这一辈子，虽饱经冰霜而无疾，青春常驻的原因之一吧！ 当年师资水平都很高，有其客观条件——沿海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市，因受炮火洗礼，很多大中学校皆疏散到大后方。

所以，三中已来了不少在学术界较有声望的老师。

我知道并记得的有：许梦同、锦爽秋、汪铭竹、傅求学、邱望湘、张尔美、丁放鹤、周明颐、徐佩璜、陈康、封开基、杨骏、程芸、王佩琼、杨德真、金荫珍、陈鸿先、章斌、魏佩莲等等。

我不是高材生，但由于老师的教导有方，三中六年所学较为扎实，至今受用不尽。

最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同学之间的友好融洽，且相互关怀，虽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为什么？除师长的教诲外，我想，也有个客观原因：来自五湖四海、同受战火洗礼，又都是远离亲人，遭遇相同，处境一样，朝夕相处，这就很自然地捏到一块儿去了。

另外，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几乎没有哪位同学，受到过老师严厉批评指责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中六年对我后半生，不论在事业上，为人处事与健康等等各方面，起了多么巨大的关键性作用啊！ 三中！母校！我永远怀念您！终身感谢您！ 高光祚:现名高光，男，1938年入国立三中初中部，1943年高中毕业。

大连医学院副教授。

曾任大连市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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