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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遥祭的陌生人(3/5)

1943年夏天，」朴汝春回忆道，「一个雨夜，我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他，穿一身浅色西装，拎着个牛皮箱子。

他跟我说要去上海，还说在上海有个中国老婆，是个舞女，浙江人，长得很漂亮。

」 这个线索像一道光，照亮了僵局。

吴一竹接到电话后，立刻拍板：「查上海的舞女，尤其是浙江籍的，1943年前后跟日本人有过接触的。

」 上海解放初期，为了整顿治安，曾对舞厅、妓院等「特种行业」做过登记。

市公安局档案室里，堆着几大箱泛黄的登记表，上面记录着每个舞女的姓名、年龄、籍贯、从业舞厅。

吴一竹带着两个助手，一头扎进了档案室。

夏天的档案室像个蒸笼，风扇吱呀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他们一张张翻，把所有浙江籍舞女的名字抄在纸上，最后数了数，整整723个。

「723个，怎么查？」一个年轻助手揉着发酸的肩膀问。

吴一竹指着登记表上的「从业舞厅」一栏：「先查她们待过的舞厅，找老板问。

老板对舞女的私生活最清楚。

」 723个舞女，分散在39家舞厅。

侦查员们兵分几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有的舞厅早就关了，老板去了香港；有的老板被判刑，在监狱里劳改；还有的老板改了行，开起了杂货铺。

二十天后，排查范围缩小到三家舞厅的三个舞女身上。

第一个叫石春平，34岁，宁波人，曾在「逍遥厅」当舞女。

老板说她1941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北方商人，那商人常去北方，偶尔回上海，邻居说见过他带枪。

第二个叫王巧玲，32岁，象山人，在「百乐门」待过。

她1942年跟一个姓陈的男人结婚，1953年离婚，那姓陈的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个叫贾贤珠，34岁，江山人，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开了家胭脂店。

老板说她1945年结婚，丈夫是个「会说日语的神秘男人」，婚礼上还有日本军官出席。

吴一竹把三个人的资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

「石春平的丈夫带枪，可疑；贾贤珠的丈夫有日本关系，更可疑。

」他决定先查石春平。

卢湾区一所小学的传达室里，石春平正在给自行车打气。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校工。

看到吴一竹亮出的证件，她手里的打气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李……李某是我丈夫，」她声音发颤，「但他1951年就被抓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 吴一竹盯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石春平转身从传达室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南京老虎桥监狱」。

「这是他写的，」她说，「他以前是汪伪政府的人，抗战胜利后躲在上海，解放后被南京方面抓走了。

」 第二天，吴一竹带着助手去了南京。

老虎桥监狱的档案显示，李某确实在押，从未越狱。

见到李某本人时，吴一竹松了口气——这人身高一米八，高鼻梁，跟徐永清描述的「矮个子、眼角有痣」的河下谷清完全不像。

排除了石春平，侦查员们又找到了王巧玲。

她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说起前夫陈某，眼神里满是怨怼：「他是中统特务，1949年跑台湾了，再也没回来。

」她拿出的离婚证上，陈某的照片是个方脸壮汉，也不符合特征。

最后剩下贾贤珠。

她住在打浦桥一栋老式石库门里，侦查员找上门时，她正在给窗台上的月季浇水。

看到穿制服的人，她手里的水壶晃了一下，水洒在地上。

「你们找我？」她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但眼神里的惊慌藏不住。

「想问问你前夫的事，」吴一竹说，「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他叫曾福山，」贾贤珠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日本福冈人，他父亲是中国留学生，娶了日本老婆。

1945年我们结婚，1949年他回日本了，我们就散了。

」 吴一竹让她拿出曾福山的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中等身材，眼角有颗淡淡的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跟徐永清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照片能借我们用一下吗？」吴一竹问。

贾贤珠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福州的天气湿热，徐永清拿着那张照片，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照片有些褪色，但男人的轮廓很清晰。

「不是他，」他肯定地说，「河下谷清的痣比这个深，而且他说话带点东北口音，这个曾福山听说是日本长大的，口音不对。

」 吴一竹拿着照片，心里犯了嘀咕。

贾贤珠的惊慌眼神，曾福山与河下谷清的相似之处，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他决定再找贾贤珠谈谈。

第二次见面，贾贤珠像是有了准备。

「我知道你们怀疑什么，」她主动说，「去年我跟一个叫刘小开的人处过对象，他后来卷进反革命案子被抓了，警察天天找我问话，吓得我够呛。

你们上次来，我还以为是那事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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