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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以后，各位就不要依靠食盐赚钱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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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

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

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

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

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

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

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

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

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

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

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

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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