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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2/5)

种种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她。

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

其他策略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

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

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

律师们已经听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

后来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

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罪犯。

”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

”肯尼回答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

”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律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个a。

”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

”英国国际电视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

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

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号”。

后来娴泰和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

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

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层的图书馆。

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

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1999年1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

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

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

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

000年1月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

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

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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