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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1/5)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 1904年9月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

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

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

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

……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

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

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

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

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

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

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

大约有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

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

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

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

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

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

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

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

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

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

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

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

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们行劫时动作之迅速。

“分秒帮”通常在后半夜行事。

那时的纽约市政府为了节约用电，每天凌晨点到5点将市内的交通灯关闭两小时。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逃跑时他们可以畅行无阻，而不必担心红灯。

这个从早期犯罪生涯中获得的经验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辈子。

后来他在“科沙·诺斯卓”里做“合同”时，首当其冲的考虑就是作案之后的撤退路线。

“分秒帮”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们几乎不带任何工具，只从人行道上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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