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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3/5)

的爱，而且又因为这爱引起了周宁的爆发，让我处在危险之中，他只能走上前来保护我，为了我的面子，他只好作那番表白，让我感到我的爱是有回报的。

可能换了毛姐，他也会这样做的。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他下乡之后，没有用任何方式跟我联系。

舞会一别，就是四年。

这四年中，他只在新年和我的生日的时候写一个明信片来，内容也是非常严肃、非常公事公办的。

我以前都把那理解为他担心周宁会看见，现在想来，那才是真正的他。

那一段急风暴雨中的他，只是一个英雄救美的骑士。

路过某地，见一个女人因为爱他而陷入绝境，就挺身相救。

既然被救的女人选择跟那个丈夫生活在一起，那骑士当然是再高兴不过了，乐得全身而退。

杨红机械地、慢慢地走着，只顾想自己的心思。

实际上我当年放开的，只是他的人。

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没有放开他，我一直在相信、在期待他是爱着我的，就像他说过的那样，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我。

我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活得平平静静的，是因为我有他的爱，所以我不孤独，所以我不在乎周宁有多爱我、怎样爱我、爱不爱我。

一旦我知道我并未拥有陈大龄的爱，我还能不能这样平静地活下去？ 杨红觉得心里真的是如刀割一样的痛，见这一面，真不如不见。

不见，还可以闭着眼睛相信他是爱我的，见了这一面，心里所有的憧憬都坍塌了。

杨红想，不论是为什么，我都应该让他知道我是真正放开了他的。

这样他可以毫无牵挂地走自己的路。

但她自己都能看到这个美好理由掩盖下的一个丑恶的事实，就是她想通过这样做来向自己证明，也向他证明：是我离你而去，而不是你离我而去。

杨红还来不及想通想透为什么自己这么虚荣，就有了一个单独与陈大龄呆一会的机会。

张老师上厕所去了，杨红本来也可以跟着去方便一下，但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忍着没去。

陈大龄很关心地问：“硕士快读完了吧？” “快了，明年就毕业了。

” “还准不准备读博士？” “还没想过。

” “能读还是读一个好，你呆在高校教书，以后没有博士学位是行不通了的。

” 杨红见他有了这个单独呆一会的机会，仍然没有重提往日的恋情，心里彻底绝望了。

她知道张老师很快就会回来，于是书归正传，直统统地说：“其实张老师很不错的，她挺喜欢你的。

要不要我帮你传个话？” 说了这话，杨红又很担心，怕陈大龄流露出极大兴趣，那自己只好真地帮这个忙了。

再说，这样做，陈大龄会不会认为我很庸俗？ 陈大龄照旧是带着那种杨红摸不透的微笑，看着她，然后说：“你接了毛姐的班了？她没告诉过你，我不喜欢别人撮合？” 杨红期盼着他会说：“你怎么给我介绍别人？你还不知道我爱谁。

”现在听了这个回答，有点难受。

但又觉得总比“不用你介绍，我已经结婚了”要容易承受多了，看来他还没结婚，也没对张老师动心。

杨红有点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很想走过去，靠在他胸前，但她不敢，怕他会推开她，告诉她现在太晚了。

她希望他能象在那次舞会上那样，不由分说地伸出双臂，把她拉到怀里。

那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现在就走，再也不回H市。

经过了这几年，杨红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周宁是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从楼顶跳下去的。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动，相顾无言，也没有泪。

杨红觉得陈大龄看她的眼光，是一种父亲式的怜爱，仿佛在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有多难受，我也想帮你，可是我帮不了你了。

两点多钟，陈大龄要去火车站了。

他叫了一辆的士，对她们俩挥挥手，就钻了进去。

杨红站在街边，心里很凄凉，泪眼朦胧地看那辆的士挤在人流车流里，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青岛之行，彻底改变了杨红的生活。

她清楚地意识到，四年前的那个舞会，在她心底跳了这些年，跳到青岛，终于曲终人尽了。

即使以前陈大龄是等着她的，这一次，他也不会再等了，因为她已经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摆在了媒人的位置上。

杨红万分后悔自己要去做那个媒，为什么一定要抢在陈大龄之前说再见呢？先离开他就那么光彩吗？杨红不相信也不愿承认，自己对陈大龄的爱比不上对自己自尊心的爱。

也许除了那些爱疯了的人以外，每个人都是这样，最爱的还是自己。

不管对一个人爱得有多深，都不会超过对自己的自尊心的爱，都是以不损伤自尊心为前提的。

一旦发现可能丢面子的时候，就会为了保全面子，不惜拿爱开刀。

杨红觉得最恐慌的还不是失去了陈大龄的爱，因为这个结局差不多没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她恐慌的是一旦陈大龄那边一点也没希望了，她突然紧张起周宁来，怕他也弃她而去。

杨红回想自己在感情这条路上的足迹，好像自打懂得情为何物起，就一直在企盼爱情。

最初是爱自己对爱情的美好幻想，觉得总有一天，甜蜜的爱情会来到自己身边。

那些企盼的日子，虽然带着淡淡的忧伤，仍是甜蜜的，因为还有希望。

当同寝室的女生都有了男朋友后，自己就觉得那份孤独难以忍受。

别人都有人爱而自己没人爱的感觉真是椎心泣血。

一旦结了婚，仿佛就掉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渊，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周宁，所有对爱情的憧憬梦想就寄托在周宁身上了。

那样地希望跟周宁如胶似漆，也就是时时都需要感到他在爱自己。

这四年，是因为相信陈大龄是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自己的，才得以平平静静地度过。

现在这份爱消失了，又开始紧张周宁。

难道女人这一生，就注定要为情所困？ 对这个问题，杨红想不出别的答案。

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爱你，说明你不值得人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父母兄弟爱你，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亲人，那是血缘关系的爱，是无条件的，不可选择的。

只有得到一个除父母兄弟之外的人的爱，才说明你作为一个人值得别人爱。

在杨红看来，一个人得到的爱，就象砝码一样，衡量出一个人有几斤几两。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重重的砝码来现示出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有的人把物质当作爱的标志，有的人把感情当作爱的标志而已。

看重物质的人，也许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要不把目标定得太高，多半是可以达到的。

物质毕竟是可以看见摸得着的，得到了，就知道自己得到了，而且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

而看重感情的人，一生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情；得到了，又不知道保不保得住；即使保住了，也因为爱是虚无缥缈的，使你拿不准自己到底有没有保住，保住了多少。

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有那么多人追求物质吧？ 青岛之行，使杨红把自己跟周宁再一次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除了周宁，她又能把自己跟谁拴在一起？自从跟周宁恋爱，杨红就算从男人的视线里退下来了，大家公认她是周宁的女人了，没有别的男人追她爱她了。

杨红不知道陈大龄到底有没有追她爱她，充其量也就是被动地承受了一下，所以她这一生就只有周宁这一个男人可以算得上追了一下，爱了一下。

当了老师，后来又成了干部，杨红在男人眼里，就更不是一个可以追的女人了，没有男人以纯男人的眼光看她，也没有男人把她当纯女人来看。

她是杨老师，杨副书记，杨副院长。

男人跟她说话的时候，都把位置摆得很正，该恭敬的恭敬，该害怕的害怕，有礼有节，不越雷池。

在杨红那个圈子里，人们对婚姻还是很尊重的，已婚的男女，都是已经上了铜板册了，没人再来惹麻烦了。

杨红很感谢中国人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

结了婚的人，不论他/她多么出色，你也不要多看一眼，更不要多想一下。

他/她再好，也是别人的人了，想他/她，追他/她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既然没有人对已婚的人感兴趣，已婚的人也就不必在那里翻什么花花肠子了。

你嫌配偶不好，你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没人可花，是凑合婚姻最大的安全系数。

凑合婚姻之所以能凑合下去，不是因为凑合的两个人有多少可以留恋对方的，而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固然不理想，但自己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如果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等在那里，凑合的婚姻大半是要宣告破产的。

周宁似乎从没动过离婚或者婚外恋的念头。

追女人对于周宁来说，就好比是农民起义军攻打一座城池，打得千辛万苦，是为了进城享受，攻打本身只是一个过程，越短越好，越快越好。

谁个没事干，一天到晚去攻城？现在已经攻下一个城池，就该享受了，还攻个什么？所以这些年，周宁基本上是在用城、享受城。

如果能打了麻将，回来又有饭吃，晚上还有爱做，就很满足了。

建城的事他懒得管，攻别的城，他嫌麻烦。

周宁对杨红这座城还是比较满意的，女人该有的她都有，胸高腰细屁股大，看上去舒服，摸上去也舒服。

难得的是又做得一手好菜，上下两张嘴都喂得饱。

从结婚起，就是杨红做饭，搬出集体宿舍后，周宁连洗碗的差事也自我罢免了，所以基本上是抄着个手，吃现成的。

这样的老婆到哪里去讨？当然，既然是女人，就免不了有女人的毛病，比如不让打麻将啦，不让看黄带啦，对婆婆不叫“妈”啦，女婿岳母发生争执不站在自己丈夫这一边啦，等等等等。

但周宁知道，个个女人都是这样啦，说不定胸没杨红高，眼光还比她高；腰没杨红细，心眼还比她细；屁股没杨红大，脾气还比她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都说他这个老婆找得合算，要才有才，要貌有貌，事业上工作上没得说，又能挣钱，又会管家。

周宁这个人还是很听得进群众意见的，别人都说合算，肯定是不会亏了。

杨红这个老婆，带到乡下老家去，十分风光，极大地满足了周宁的自尊心。

不过有一段时间，周宁心下很有点想换个老婆，因为杨红在床上太死板。

刚到E市中专上班的那段时间，周宁跟那些单身汉老师一起，看了不少黄带，长了不少知识，回来后也想如法炮制。

有几次，就不管不顾，把杨红扯到床边，抬高了她的两条腿，来个老汉推车。

采取这样一个姿势，的确使周宁热血沸腾，可以亲眼见到自己那家伙，在那里进进出出，上下翻飞，英雄豪气，好不快活。

但杨红死不愿意，说这样顶得太深，老想去上厕所，说着，就真的挣扎起来上厕所去了，搞得周宁站在床边，对着那仍然在抖抖索索的小弟弟哭笑不得。

周宁还试过从后面插入，好不容易把杨红说服了，趴在了床上，等周宁想让她撅高一点，方便工作，杨红又翻过去了，说不行不行，这简直象畜生一样。

侧面呢，杨红倒是没反对，但周宁自己委屈求全地弯在那里，行动不便，进得不爽，退得不欢，自觉地放弃了。

最后说让妇女翻个身，欺压一回男人，象扶大姑娘上轿一样地把杨红扶了上去，杨红又只肯埋着个脸，不肯动。

周宁被一座大山压着，还要奴颜婢膝地上下窜动，又费力又费心，所以也不尽兴。

周宁就借了几盘黄带，拿回来给杨红“性启蒙”。

结果也不知是那带子的问题，还是录像机的问题，一放进去就卡住了。

周宁捣腾了几下，拿不出来，就拿了起子什么的，几下就把录像机拆开了。

拆了还拿不出带子，就使蛮力硬拉了出来，结果把录像机搞坏了，带子也搞坏了。

那还是90年代初，录像机在H市还是高档消费品，是杨红花几千元叫哥哥托人从深圳买回来的，搞成这样，两个人免不了一顿吵，杨红怪周宁不懂装懂，野蛮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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