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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4/5)

“梅，姓黄，你叫我梅或者黄都行。

”因为我的姓和名都很短，到德国一段时间后，我就习惯了这么一股脑儿地介绍自己，这有一个好处，叫名叫姓由别人去决定。

在德国，彼此之间称呼您或你，名或姓，是由关系远近而不是由年龄辈分来决定的，如果关系远，对待陌生人，哪怕对小孩子也称呼您，我对此不大习惯，如果关系近，成了朋友，哪怕对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人也称呼你，我也不习惯。

因为中国文化把尊老爱幼体现在称谓里了，对长者，哪怕是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也该称呼您，对幼者，哪怕是初次，也是喜欢关爱地称呼你。

中国与德国的称谓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与好处，对此，我总有些无所适从。

“好，梅，托尼也是我的名，因为我的姓对你来说也许太长太难发音了，我们就互相称你吧，这样简单，行吧？”看到我点头，托尼继续问：“你是哪国人，我也来猜一猜，要么泰国人，要么中国人，我更倾向于你是中国人。

”他的眼睛探询地看着我。

“我猜对啦！” 从我的眼睛里，托尼读到了正确答案，快活地眨了两下他的大眼睛，语调变得更诚恳：“我是波兰人，在德国出生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柏林，但是我的父母前些年又回华沙了。

我很喜欢中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我知道中国80年代以来开放了，现在发展得很好……”托尼一口气说了许多中国的事，大约因为看到了我惊讶的眼神，他笑了：“要不，我们换个话题？” 托尼端起杯子喝了口饮料，他随和地看着我。

我也笑了，为自己不懂政治而惭愧地笑。

托尼说的这些中国历史我都知道，但是我对这些历史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和托尼对话，的确只能换话题。

我也想说说话：“我前不久去了波兰的克拉科，感觉实在好特别。

” “怎么特别？”托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端起饮料很慢很慢地品了一口，好像要从饮料中品出那种特别的感觉，上次我和女朋友雾雾来这里喝了一杯鸡尾酒，回去后肚子还略微难受了一阵，不过今天我点的饮料实在温和，芒果、香蕉与椰奶的混合果汁，软软的、甜甜的、酸酸的，让我感受到镇静与悠闲，我叙述的声音也变得平静、缥缈：“我的朋友碧青和克拉科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叫我去听。

我们是坐卧铺火车去的，车上遇到一帮德国足球迷的男人，都没带老婆，和我们两个亚洲女士聊得很开心。

第二天晚上，火车上那帮德国足球迷都买了音乐会的票来捧场，演出后，所有的人又一起到克拉科最古老的地窖里去吃饭、喝酒，那一天是如此美妙。

第三天，我一个人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天却是如此低落，集中营里也有很多游人看上去是德国人，但是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和火车上、音乐会上及地窖里的气氛截然相反。

我待不下去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一个人坐火车到华沙去了。

其实那是我第二次去波兰，很早的时候，我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

好，托尼，别听我讲波兰，都是你知道的。

别在乎我对中国的政治一窍不通，给我这个中国人继续讲讲你了解的中国吧。

” 我觉得我一口气说了不少话了，从回想波兰之行的缥缈中又真真看到了对面坐着的波兰人托尼，该让托尼说说了。

托尼举杯喝了一口：“梅，你想听什么？好！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964年，怎么啦？”我没有隐瞒自己的习惯，可托尼问女士年龄干吗？ “你知道你出生的那年你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在你出生的那一年，中国这个，”托尼做了一个开花的手势，"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发表政府《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很厉害。

”托尼竖起了大拇指，又加了一句，“你一定也很厉害，因为你就出生了。

” “原子弹爆炸了，我就出生了，我也光荣吗？”我又笑了，我一定要告诉托尼，“嗨，托尼，对于我出生的那年，我的记忆里还存着别的事，那一年，中国排了个大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演的。

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很大，有6000多个座位，中国这个大演出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很多好看的舞蹈，还有诗歌朗诵，这个大演出的名字叫《东方红》。

”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托尼调皮地看着我小声唱了起来，但是马上又面有愧色地停止了，“我只知道这一首，而且只会唱这两句。

” “你唱得很有意思，几乎没有口音。

你知道吗，到了德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中国那个年代歌曲很少，人们都只会唱那几首歌，有时候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演节目时，中国人马上就能齐声唱出几首大家都知道的歌，德国人音乐水平都很高，但要马上齐声唱出一首歌却不容易。

” “梅，和你聊天很愉快，你说你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也给我说说，我也很爱听你说波兰。

”看来托尼并没有被我上面讲的集中营的故事弄得情绪低沉，他像个知己，热切地望着我。

我笑了：“从我这儿除了话剧啊、音乐会啊，你听不到很多别的啦。

1994年我就独自一人第一次去了波兰。

” “在但泽，我对琥珀爱不释手，还自己跑到大海边去找琥珀，这当然是徒劳，最后我就买了一些便宜的琥珀首饰。

晚上，我去听了威尔第的歌剧《那布科》，歌剧院很朴素，那天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听过几次歌剧《那布科》，听过很多遍《囚徒之歌》，那次我的感受最深，我感觉那朴素的剧院本身的气氛和歌剧的内容很吻合。

古巴比伦国王那布科变成了德国纳粹，舞台上残暴的侵略者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驱赶了那里的犹太人，现实中纳粹占领了波兰，受害者既有犹太人，又有波兰人，波兰人不甘受奴役，热爱家乡、为祖国抗争，他们唱着《囚徒之歌》，他们的悲愤与不屈让我流泪。

泪光中，我看见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双膝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他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因为作为总理率先反省历史，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 不知不觉，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落进了我的杯子，我端起混着泪水的杯子，对着托尼笑着哼唱起了《囚徒之歌》：“来，飞吧，我的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

” 托尼举起杯，眼睛也荧荧发亮：“哦，梅，中国人，你真是我们波兰人的朋友。

” 托尼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就越发往外涌：“托尼，你也许会笑话，1994年，那是10年前了，尽管我了解一点波兰的历史，但是我照样开心地戴着从但泽买回的琥珀首饰。

后来就不一样了。

” “怎么个不一样？”托尼的眼神显然在期待。

“后来我读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但泽的历史是那么悲惨。

波兰并不是只有一个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泽附近有集中营，华沙附近也有集中营，到处都是集中营，所以在华沙我也是一个晚上都没有住，逃回了德国。

托尼，你看这不是好笑吗？在波兰的难受难道是逃回德国能解除的吗？我有时又逃回中国去了。

我在但泽买的所有的琥珀首饰都被我放在柜子的最低层了，因为那里面不仅仅有树叶、花瓣、蜘蛛、小甲虫，更或许有集中营死者的白骨。

但是我又想念波兰，我必须积攒力量，再去波兰。

” 托尼点着头：“梅，欢迎你再去波兰，别想那么多历史，到波兰我父母家去做客。

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我是一个医生，我自己开了一个理疗按摩诊所，通过按摩配合用药帮助病人康复，我的诊所又要扩大了，刚才就是和我经营医疗器械的朋友谈购买新的器械的事情。

今晚和你聊天，我很感动，你很聪明，很善良，但是你看上去很憔悴，眼眶很黑，你得病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我被托尼的提问问得哽咽住了，没有回答他。

托尼看着我，眼睛里是真切的同情：“梅，也许病痛也是命运的一部分。

你看上去还很年轻，根据我的了解，你的癌症如果没有扩散，完全能根治。

我想为你做点什么，跟我去诊所，我帮你做按摩，一定有帮助，放松一下。

” 我依然说不出话。

托尼的声音在继续：“不信任我吗？我的诊所现在还不是最高级最舒适的，但今后会更好。

而我的确想帮你，平时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人按摩，一个小时40欧元，今天我帮你按摩，不要钱，除了为你按摩，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 我还是说不出话。

几个小时之前，我从家里冲到酒吧来，发誓要忘记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忘记自己的亲妹妹，发誓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和托尼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我的思绪去了波兰的克拉科、华沙、但泽、波兹南……我的思绪回到了中国，回到了1964年，我的出生年……我心灵的剧痛奇迹般地消失了几个小时。

但是现在，托尼提到了我的病，注意到了我的憔悴，还想为我按摩，我的痛又回来了，我看着托尼，他在我的眼前很模糊又很真切，他敦实的身体坐在我的对面，几个小时都是一个随和、安静、诚恳的姿态。

我笑了，感受到一种苦，然后又笑了。

这种苦，不是一般的苦，一般的苦还有知觉，还能盼望苦尽甘来，我感受的这种苦，是无知觉的苦，那种人生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的苦。

我活了快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它比癌症苦无数倍，癌症的苦是身体的苦，我在努力，努力用精神战胜身体的苦，但是面对云和妹妹的事情，我的精神全垮了，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失去了信任。

感受着这种苦，我还笑，就是一种特别的苦笑。

我是个乐观的女人，是个每天都很积极的人，积极学习，积极工作，积极玩，积极运动，积极跳舞、滑雪、滑冰，积极听音乐会……但是想到人生的终极问题，我其实是有些悲观的，我很少想，所以就不知道自己的悲观。

这一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反思过。

我在中国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微笑；到了德国，在轻松的社会大环境里，我慢慢开始放声笑，有时候大笑不止；有了儿子坦坦的这一年多，我又有了和儿子无拘无束惊喜的笑……唯独对苦笑，我其实是陌生的。

我苦笑着，意识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鸡尾酒吧。

我的眼光第一次落到了托尼握着杯子的那双手上，那是一双白皙又厚实的手，医生的双手，按摩师的双手。

我精疲力竭，身心俱疲，在家里我冲着父母说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其实那就是无法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绝望的、发泄般的咆哮，那个咆哮到现在，此时此刻，在我盯着托尼的双手的这个瞬间变成了直接的渴望。

但我又有点踌躇，因为有种种苦阻挠着我，那是一种患过绝症的人的苦，一种身体上有深深疤痕的女人的苦，一种受到致命心灵伤害的女人的苦，带着这种种苦，我仍然感到还有些知觉在慢慢恢复，在隐隐期盼：这双手，如果它们为我按摩，抚过我动过癌症手术的身体，抚过我的刀口，它们是否会惊颤？是否会发抖？是否会因为恐惧而停止？是否又会发生奇迹，具有抚平我心灵和身体双重创伤的魔力？ 以上种种感知与念头在我心里与身体里交织，我说不出话，呆坐一旁。

这样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我不愿意走进一个可能如同我当年做癌症手术所在的医院一样洁白的诊所，也许是一样苍白的房间、白色的床单，我不愿意躺到一张也许同样冰冷的按摩床上……我心里压根就抗拒诊所，我盯着托尼，终于直直地吐出一句话： “托尼，你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托尼愣了，显然对我直愣愣的提问感到很意外，他茫然地看着我回答：“我没有结婚，目前也没有女朋友，我的两个弟弟倒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

不过这和我愿意帮你按摩有什么关系吗？” 我还是苦笑，不过这次的苦笑，苦的程度减轻了，因为我感觉到一种轻松，托尼看上去也是一个单身汉，他的表情轻松快乐，没有任何的遮掩。

他说他目前没有女朋友也正是我期望的。

只是我看到托尼的愣与茫然，我又苦笑了，这苦笑里又有了对托尼的歉意，对自己直愣愣提问的无可奈何。

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尽管我来自中国，不会调情，但是我在德国十多年了，我知道德国人会调情，陌生男女在这样烛光摇曳的酒吧里，喝着酒，聊着天，认真或者逗趣或者调情地问问对方是否结婚、是否有女朋友也太正常不过了，而我那么直接、那么生硬地提那原本具有多种含义、多种目的的问题，托尼不发愣才怪呢。

我不回答托尼的提问，我甚至心里明白自己直接，但是一时也无法改变，于是干脆直接继续说：“我也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儿子，两岁多。

你愿意和我今天晚上过一夜吗？我是说，我们去旅馆开一间房。

” 托尼睁大了双眼，他正了正一直很放松的身体，说话变得不流利起来：“这，去我那儿按摩我不打算收你的钱，可是去旅馆，现在这么晚了，虽然我知道哪里能订到房间，但我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

” “钱你不用操心，我们去特格尔恩湖边的特格尔恩湖宾馆，一定还有房间，我带着钱。

”我吐出了话，我的渴望一分一秒地变得坚决起来，我渴望这个夜晚在托尼的臂弯中睡去，任世界天崩地裂，任黄山上我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和自己的亲妹妹……我渴望明天早晨在托尼的臂弯中醒来，外面是蓝蓝的天，特格尔恩湖中是蓝蓝的水，水里一如既往游着那些洁白的天鹅。

这，就够了。

托尼这时好像也进入了我的状态：“梅，听我说，钱我也可以去自动取款机取。

只是我想，你的儿子一定在家等你吧，你怎么突然……” 我什么话也没说，起身往外走。

托尼很快付了账，跟着我出了鸡尾酒吧。

他抢到我的前边走，把我带到他的车旁，默默地拉开了车门。

站在车门口，我立住了，春夜的凉风给了我一丝清凉，也给了我一种很清晰、很坚定的力量，儿子的脸庞又回到了我的眼前，还有我摔门而出时父亲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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