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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3/4)

陪臣的陪臣，皆为朝臣。

”以后到“文明”进一步提高时再考虑转向“民政”。

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军国主义栽了大跟斗后在被占领状态下实现的民主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封建”）开始的，而明治维新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

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未必就是“秦制”之效（战后日本在民主制下的富强无疑远超于战前），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天皇不能比之于华盛顿，但比之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还是当得起的。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结果就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而“秦制”之弊则积重难返，儒者既已积郁思变，学西理所宜然。

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要走出“秦制”。

然而日本学西速效，使国人欲循其“捷径”，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

结果是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没有学来本无“周制”可以走出的中国并未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

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犹如在日本那样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却也没有带来日本式的富强，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军国主义”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一战的灾难和19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又严重地损害了“西学”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中国人又“顺理成章”地找了第二个老师，那就是苏俄。

如果说军国主义膨胀后的日本放弃学西后转向以自产的“武士道”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么远未富强也不那么自信的中国人则从俄国拿来“社会主义”以替代“西学”。

其实，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本来都是“西学”的左右两翼，前者倡平等，后者争自由。

在西方，前者衍为福利国家，后者衍为市场竞争。

但是经过日俄两国转手后的两种“主义”都已经不是原来“西学”中的样子。

无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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