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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3/5)

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

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

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

这就是中国没有搞成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

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仁学》三十五）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梁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复生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

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

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

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个人主义”与“日本式个人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但从甲午以后直到一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

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一方面发现了更多的可“叹羡”之处，一方面也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

加之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

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有立见起色。

当然也有“救亡”的影响，今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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