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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1/5)

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无论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还是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国会革命及“光荣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

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

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

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来的辛亥革命。

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越来越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

在晚清之变前2000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

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诛”，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

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但是，尽管汉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在多数时段也只是“秦制”极端维护者的神经过敏，然而秦制的积弊毕竟无法消弭不满，“儒表法里”体制的表里冲突明显存在，古儒崇周仇秦传统的不绝如缕，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

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明夷待访录》）的惊世之言，这种“反法之儒”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

然而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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