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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2/2)

作为报答。

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

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

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

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

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簿。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迭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

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

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

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

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

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

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

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

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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