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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2/2)

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

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纔能显现其中的恐怖。

“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

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

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

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

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

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

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

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

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

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纔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

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

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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