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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2/3)

际关系的大好时机。

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它教师的业务水平。

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

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

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

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

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

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

因此，我们的矫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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