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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1/2)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

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

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

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

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

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

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

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

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

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

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

”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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