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拓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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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2/2)

，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

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

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

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

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

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

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

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

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

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

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

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

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

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

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

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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