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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2/3)

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

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

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佰。

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入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

他们见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

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禁止)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沈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

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

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

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

那些天，我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子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本是想为报纸弄一两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

后来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做点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

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都不知道深浅。

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体系，专业人员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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