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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5/5)

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么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致）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

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

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

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

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

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

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

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从此，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等闲官员无法进入，抄册更是困难重重。

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案，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

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申请打开后湖黄册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

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入库查询，可进去一看，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只好空手而归。

（详情请见《徽州丝绢案始末》）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

正德十五年，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被虫子蛀坏了六千零三十五本，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

”这才存了八年啊，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有人怀疑，这么娴熟的手段，应该不是初犯。

他们再往前一查，发现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好嘛，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

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

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

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将该县经办官吏、里书等拿问惩处，以儆效尤。

这个典型抓得不冤。

即使在江西省内，吉安县也属于做得比较过分的。

他们县的黄册，无一例外，全是用劣质纸张粉饰而成，面糊壳面装订。

到了覆查之年，一县之册全数化为飞灰，一本都没剩下。

看过前章《黄册攻防战》的读者应该可以推想，当地的税役弊情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杀完了鸡，朝廷决定勒令各地的猴子们重新攒造黄册，解湖收贮。

可是再一查，不得了。

江西黄册虽然造得糙，好歹已经上交了。

而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云南六个司一共五百一十七个缴册衙门，居然一本都没送到。

别忘了，这是正德七年的黄册，八年前的任务。

也就是说，发通知造黄册时，正德皇帝还在豹房里活蹦乱跳。

如今先皇都凉了，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好几个月，这几个地方的作业还没交。

朝廷发文下去询问怎么回事，地方官员严肃地回复说，我们遵照朝廷精神，严查严纠，务必不出错漏，所以这速度嘛，真快不了。

朝廷能怎么办？只能要求“严立限期，务在日下造完……候批回获日，各官俸粮方须关支”。

我给你们停发工资，等活干完了再结。

这点威慑力，其实毫无用处。

对京官来说，俸禄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撑，但对地方长官来说，缓交黄册能捞到的好处，比那点俸禄可多多了。

朝廷后来也反应过来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将解人家属监并，候批回获日，方须疏放。

” 我把你家里人都给抓起来，等你交了作业再放还。

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头说说。

转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严抓黄册攒造事项，只提了“停俸”这么一个惩罚措施。

可见地方阻力太大，绑架亲属这事无疾而终了。

好在此时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数，不敢太过造次，陆陆续续把黄册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黄册库。

六年之后，再开黄册库复查，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黄册，虫蛀坏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简直毫无改善。

不，准确地说，还是有点改善的。

在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对这一事故的经手造册官员予以严惩，罚俸一个月。

嘉靖之后，这种拖延症也没好转。

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黄册库的官员做工作报告，说各地还有许多县拖欠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黄册没交。

至于隆庆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黄册，对不起，皇上，到现在才交上来三分之一不到。

这种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

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

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重大危机，出言提醒：“上界之驳语黄册不到，嘉靖四十一年里书之奸弊已泯没而不可究；今次之赋役黄册不到，隆庆六年见在之丁产又散失而无所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愈久而册愈湮，册愈湮而造愈难。

”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明朝中有明白人。

可是光明白没什么用，想整顿地方黄册的纪律，可不是朝廷几道语气严厉的诏书就能搞定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册库主官余懋学决心好好做一番整改。

他开库查验，愕然发现这些黄册的格式、内容错谬极多，不胜枚举。

余懋学举了一个特别浑蛋的例子： 扬州府兴化县递交的黄册，里面有三千七百余户，户主年龄个个逾百岁。

若非扬州的水土能养人瑞，就是当地暗用诡册，用这些僵尸户予以寄财。

而这不过是余懋学随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没检查出来的弊病，还不知有多少。

余懋学上书痛陈，朝廷亦是从善如流，下令整改。

没过几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内容几乎相同的奏疏，说了几乎相同的问题。

朝廷的态度也特别坚决，文书唰唰地往下发。

问题呢，还是依然故我。

类似的故事、流程，每几年就会轮回一次。

先是管事官员上书痛陈册籍损毁严重、解送迟滞、驳查拖延，局面十分严峻，然后是朝廷下令严查，最后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回炉重造。

至于何时解送，只有天晓得。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黄册的问题就像大明的其他问题一样，已经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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