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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兵不血刃(1/5)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

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

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

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

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

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

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

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

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

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

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

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

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

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

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

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

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

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

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

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

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

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

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

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

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

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

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

天化时就不大行了。

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

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

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

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

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

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

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

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

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

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

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

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

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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