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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4)

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

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

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

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

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

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

”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

”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

”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

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

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

“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

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

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

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

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

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

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

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

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

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

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

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

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

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

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

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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