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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她家女佣解释道。

“有人被杀了。

”我用英语告诉她。

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

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非常坏，非常坏。

”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

“非常坏。

”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

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

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

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

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

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信。

韩聿明太太的信。

”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

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

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

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

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

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

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

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

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

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

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

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

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

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

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

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

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

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

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

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

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

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

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

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

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

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

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顺着河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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