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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七章 反目成仇(5/5)

似繁杂，但是具体分析梳理下来依旧可以分为三大流派。

其中李鸿章、文彬、杨昌濬、王凯泰、刘坤一、沈葆桢等对丁日昌“三洋水师”的构想表示支持，只是对如何划分三洋有所侧重，李瀚章、李鹤年则认为三洋太麻烦，不如在南北洋分设外海水师；有些督抚（以王文韶、英瀚、裕禄等人为代表）则因为自己的技术知识实在匮乏，又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选择了油滑的中庸之路：既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认同，但在操作层面以阿思本舰队事件教训为理由主张谨慎，看似不偏不倚实则不明就里、不知所以；最后一派以丁宝桢和李宗羲为代表反对丁日昌的三洋水师构想，也反对取消旧式水师编制，丁宝桢坚持认为应固守海岸据点，辅以舢板、艇船封锁，一旦敌船耗尽粮煤，势必自溃。

至于左宗棠的反应则毫不出人意料，你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幕僚，就算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得反对到底。

当然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能这么说的。

左宗棠认为：“海防一水可通，若划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

” 1874年12月6日，军机二号人物、体仁阁大学士文祥上奏，总结了台湾事件中的经验教训，首次明确将日本作为假想敌来对待：“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

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

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

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敌。

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 文祥作为军机处二号人物，原本对洋务并不那么热心，但是此时此刻也能有此认识，殊为不易，事情似乎正向着李鸿章乐意看到的结果在迈进。

1875年2月李鸿章奉旨入京，在觐见恭王的时候受到恭王的当面夸赞，说这54件折子，就数他和沈葆桢的折子写得最好。

李鸿章对此有所前瞻，很早就联络了远在广东揭阳老家的丁日昌，让其在《海洋水师章程》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挥，形成更加细致可行的建议条陈，好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呼应。

而作为李鸿章的老友兼幕僚的丁日昌不负李鸿章所托，1874年1月20就从广东寄来了对“恭六条”逐条议复的折稿。

内容比《海洋水师章程》更上一层次，首次接触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丁日昌指出，中国目前的局势最紧急的方向是东北沿海，东南沿海和西北为次要，西南内陆更次之，“当分别缓急，选练重兵，以息敌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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