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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3/5)

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

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

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

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

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

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

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

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

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

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

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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