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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离开政界以后，突然之间我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见舞台再次发声。许多人以为我会就此倒下，其实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5月26日，临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打来的电话，他再次鼓励我把挂职五年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世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上午10点30分，手术室里的护士准点来到病房接我去手术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后把我的手提电脑拿到病房里来，我要动手写《官路》。妻子虽然不悦，但并不忍心拒绝我。她怕我全麻之后不再醒来。 其实我也害怕。 对于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总是很淡泊地对父亲说：“生死有命，何必那么在意？与其没有意义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个时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为还没想好死后，我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来临，因为没有遗憾，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长短？ 10点43分，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女麻醉师拿着